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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 我們的國慶記憶

發布時間:2019-09-27 07:21:54  |  來源:中國青年報  |  作者:王子冰 等

七十年 我們的國慶記憶

謹以此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七十年前的那個秋天,毛澤東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位詩人發出“時間開始了”的感慨。七十年崢嶸歲月里,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國慶記憶。這記憶既是個人成長的私人敘事,也融入了宏大的家國歷史,既銘記新中國創造者和建設者的豐功偉績,也激蕩著每一個中國人熾熱的愛國情懷。

西北之北 我在看不夠的界碑邊升起國旗

王子冰

16歲那年的冬天,我從寒冷而干燥的豫東平原北上參軍,坐汽車、轉火車、乘飛機,用兩天一夜的時間來到了新疆阿圖什,成了一名戍守邊疆的戰士。戎馬倥傯十六載,驀然回首,南疆的沙塵、北疆的風雪、高原的烈日、邊關的冷月都定格成了心底的印跡。

邊關,是我人生中最美的風景。

10年前的秋天,我到“西北第一哨”白哈巴邊防連任職。那里的冬天雪深天寒,九月十月便開始下雪。當時,山里還沒通公路,長達半年的“封山期”只能靠自給自足。為了讓戰友們安全順利過冬,我要在國慶節前完成所有越冬物資的儲備。直到新中國60華誕到來,軍地共同組織了一場升國旗儀式,才讓我暫緩了行程。

白哈巴村生活著哈薩克族、蒙古族、維吾爾族3個民族,每周一的升旗儀式幾乎雷打不動。國慶當天,每個人更是盛裝出席。我初來乍到,被那次升國旗儀式所震撼。

戰士把國旗拋向天空那一刻,隊伍里響起了國歌,不論是蒙古族的耄耋老人,還是哈薩克族的懵懂少年,大家都跟著官兵的節奏,迎著凜冽的寒風,唱著心中的民族戰歌。

隊里有個名叫加爾恒·坎森的哈薩克族少年,有先天的認知障礙,在官兵的幫助下才學會識字、唱歌。他唯一會唱的歌是《義勇軍進行曲》,每次升旗時,都是他最激動的時刻。

后來我才知道,那時,村里的少數民族群眾會說漢語的還不多,官兵在連隊開辦了“漢語教學班”,報名的人很多,最想學的就是國歌。

關山萬重,祖國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不同的模樣。在這個西北邊陲的小牧村里,她同樣偉大而神圣。

不久后,白哈巴迎來了入冬后最大的一場雪。一夜之間,孤零零的哨所便如同漂在雪海中的一葉小舟,封山期開始了。封山期最怕停水、停電。連隊飲用的是雪水,用電主要靠配發的柴油發電機。遇到地下管道凍住或發電機損壞,生活就變得格外艱難。

但是,只要有機會,我依然會騎著駿馬,背著鋼槍,穿行在邊關的風雪里,去瞻仰國境線上的一座座界碑。

在旁人眼里,界碑或許只是一磚一石,但在我們心里,重逾千斤。

封山期的時光很慢,日子就像界河里凍住的水,似乎靜止了一般。我每天都會站在二樓俱樂部的窗戶前,隔著玻璃,遙望遠處的雪山。直到來年四五月份,山上的雪像被扯脫線的白毛衣,一點點褪到山頂,露出山坡上大片大片的青松時,春天就來了。

界碑旁有一片松樹林,俯瞰其輪廓頗像祖國的版圖,官兵便稱其為“中華林”。為了讓“中華林”名副其實,一茬茬官兵不斷地修剪、移植、補種,每年國慶節,大家巡邏到這里,都會站在“中華林”前,進行一次宣誓,用鏗鏘的誓言吼出滿腔的忠誠。

“西北之北,大雪紛飛。走不完的巡邏路,看不夠的界碑……”后來,我寫了一首關于邊防的歌,這首《西北之北》在朋友圈里連續幾天被“刷屏”。

祖國的邊關越來越美。白哈巴修通了公路,接入了市電,網絡也覆蓋到周邊的牧區,以后不會再有“封山期”。資訊發達的時代,牧民借助旅游開發富了起來,也忙了起來。但每周一的升旗儀式從未間斷,每家每戶的門楣上都插上了國旗,清風徐來,像一片紅色的海洋。

今年國慶節是新中國70華誕,除了升國旗儀式,白哈巴還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一臺主題晚會。除了維吾爾族的“麥西來甫”、哈薩克族的“黑走馬”、蒙古族的頂碗舞,我和戰友還為晚會創作了歌曲《為祖國站崗》,只等那天軍民同臺,普天同慶。

我每次休假回家,總被朋友問起:“邊關那么苦,為啥你總說邊關很美?”“當兵那么久,真的不會膩嗎?”其實,我很想告訴他們,邊關最美的不是風景,而是守衛在那里的那群人。他們從懵懂無知到眼明心亮,從當兵吃餉到心懷家國,所追逐的不是一人之利,而是一國之安。

阿爾泰山物產豐富,每座哨所都處在邊境前沿,許多盜獵、盜采的人員總會利用各種手段躲過盤查、遁入深山或越過邊境,我聽許多老兵講起過他們與盜山者之間的斗智斗勇。狼群報恩、哈熊襲營、山盜謎蹤之類的故事,總讓我聽得欲罷不能。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希望這些故事能夠流傳下去,讓后來的戰友續寫這些故事時,也傳承起這種精神。

守衛一條邊防線,刻下一生戍邊情。桌上的日歷越來越薄,預示著我的軍旅時光所剩無幾。我知道,今后無論走到哪里,邊關已和我的生命融為一體,衛國戍邊的情懷永遠都不會變。

(感謝“一號哨位”對本文約稿的支持)

無數難忘日夜只為那個偉大時刻

陶西平

1949年10月1日清晨,我和同學們一道,排著整齊的隊伍,迎著晨曦,滿懷豪情地走向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為了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我們經歷了無數個難忘的日夜。

我在1948年考入北平四中,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后的北京四中。那時國民黨政權已經奄奄一息,無人顧及教育,學校破爛不堪。由于通貨膨脹,要用一袋面粉繳納學費。初中年級已經沒有完整的課桌椅,學生要抽簽自備桌椅。我家從東單小市買了一套舊課桌椅,我的同桌李敖從家里搬來一張小八仙桌。還有同學摞起幾塊磚頭,上面放一塊木板當課桌。

開學3個多月后,我們到學校才發現,國民黨士兵在校門口站崗,不許進校,連書包都不許取出來。原來,傅作義的部隊已經把學校作為陣地,操場上架起4門大炮,軍隊駐扎在校園里,連我們的課桌椅也被當成柴火燒了。

學校停課到年底,忽然有的同學傳來消息,希望大家回校。我們回校時,看到校長室前的地面上整齊地放著一排排步槍。國民黨兵躲在屋子里,不出來了。當我正在納悶時,幾位高中同學,后來知道他們是地下黨的同志,站在椅子上,對大家激情滿懷地說:北平已經和平解放,傅作義軍隊就要出城整編,解放軍就要進城了,希望同學們一起歡迎解放軍進城。同學們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

接著,我和不少同學一道,每天來到學校,學唱革命歌曲《東方紅》《你是燈塔》《解放區的天》,用彩色的紙做小旗子,聽解放區的故事。1949年年初,北京四中的隊伍在西四牌樓的路邊,揮舞著小旗,高唱著歌曲,歡迎從西直門進城的解放軍坦克和戰車上豪邁的戰士。

不久,地下黨和老區來的同志接管了學校,學校開始復課。那時,黨在青年中的外圍組織還沒有公開。但是,在學校里建立了進步的圖書社,在圖書社里除了有毛主席等領導同志的著作,還有趙樹理等作家的小說,像《李家莊變遷》《李有才板話》等。不少同學去看書,實際是接受革命的啟蒙教育。1949年4月,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成立,5月地下黨的青年外圍組織成員公開身份并轉為團員,原來我所在的班里已有兩位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的成員,他們也是我最早相識的團員。

當時,最令人激動的是在平津解放以后,大軍南下,捷報頻傳的時刻。4月南京解放,5月西安、上海解放。每有喜訊傳來,同學們就上街游行慶祝,白天舉著紅旗,晚上提著燈籠,一路高歌,一路歡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南下工作團,開辟新解放區的工作,于是學校里又掀起參加南工團的熱潮,四中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還有初中同學踴躍報名,隨軍南下。

當年7月,北京市為了加強學校的革命隊伍建設,成立了大中學生暑期學習團。在黨員班主任和班上團員的影響下,我已申請入團,所以也被允許進入學習團學習,這是為我一生理想信念奠定基礎的重要時刻。學習團的主任是彭真同志,有4個分團,三分團主要是中學生,分團主任是汪家镠同志。我們每天早晨提著馬扎,唱著歌排著隊去會場聽報告,聽了艾思奇、胡繩、劉瀾濤、榮高棠等領導和專家的報告,學習了社會發展史、黨史、學生運動等理論。

在8月燦爛的星空下,我和一批同學在當時的北京大學民主廣場上莊嚴宣誓,成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

接著,就是迎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和開國大典。當時,天安門廣場還是丁字形,堆積著多年未清理的垃圾,同學們和許多群眾一道來到廣場進行清理,在垃圾的底層甚至還發現明清時代的殘留。大家揮汗如雨,但心情舒暢,每個人都希望讓廣場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國的啟航。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四中同學穿著當時最美的禮服——白衫、藍褲子,早早地來到天安門廣場,雖然位置離城樓較遠,但個個精神抖擻。大家席地而坐,高唱革命歌曲,等待那莊嚴的時刻到來。下午3點,廣播喇叭里傳來毛主席洪亮的聲音,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頓時廣場紅旗飄舞,萬眾歡騰。接著舉行閱兵式,我們仰頭看著飛機轟鳴著飛過蔚藍的天空,感到無比自豪。閱兵式后,我們起身開始游行,校旗飄舞在隊伍的前面,從廣場游行到學校,已是夜晚,但大家心潮澎湃,仍然歡呼歌唱,還扭起了剛剛學會的秧歌,久久不肯散去。

70年前的這一天,鐫刻在中國的歷史上;迎接這一天的日日夜夜,鐫刻在北京四中的校史上,也深深地鐫刻在我們的心里。

(作者系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世界聯合會榮譽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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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峻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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