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世界報》6月2日文章，原題：中國新冠疫情管理的特殊性是什么  

西方在描述北京的時候，經常使用“專制”這個形容詞，但這個詞將復雜的現實過于簡單化了。

我們認為需要就此進行更細致的分析，因為從中國經驗中可以吸取的教訓具有雙重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僅僅用國家的政治體制來區分誰應對新冠疫情的手段更加有效，無法令人信服。

武漢地方政府對疫情的最初反應是災難性的。“非典”疫情發生后建立起來的預警系統沒有立即發揮作用，這浪費了寶貴的時間。但是，浪費寶貴的時間，在此次疫情中并不罕見：大多數國家的反應都很遲緩，而且在中國發出警告之后，歐美國家的“遲鈍”更加讓人難以原諒，因為他們本來有幾個星期的時間思考對策。

中國疫情管理的特殊性，更多的在于對最初信息的處理，而不是缺乏透明度。中國政府隨后采取了有效措施來抗擊疫情。中國的成功是很明顯的，如果在國與國之間進行比較的話，中國的成功就更加突出。考慮到人口規模，可以將武漢與意大利倫巴第地區或者是美國紐約進行比較。也可以將湖北省與意大利或者是西班牙進行比較；或者將中國與歐盟、美國或者印度進行比較。數據會顯示，中國的成功是無法質疑的。而且，“檢測+追蹤+隔離”，這個中國抗疫戰略的核心思想如今已被世界其他地方廣泛采用。

當然，中國取得抗疫成功還有其他幾個原因。首先，自抗擊“非典”以來，中國公眾對大流行病風險的意識增強，廣泛使用佩戴口罩等保護措施。其次，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政府的干預能力極強。中國長期開展巨大規模項目的能力極大地幫助了中國政府從1月中旬開始控制疫情。另外，中國堅實的工業和科技基礎、市場的活力、民眾強烈的公民意識、居委會和村委會的聯動效率以及新科技在預防工作中的快速應用等等，都對疫情管控起到了很大作用。（作者為東巴黎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埃米莉·弗蘭基爾、巴黎第八大學圣但尼分校政治學教授伊夫·辛托默、牛津大學博士周蕓蕓，潘亮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