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早晨八點,北京市西南約15公里處,豐臺區永定河上,來參觀盧溝橋的游客已經排起了長隊。
天氣悶熱,一絲風也沒有,空氣有點稠乎乎的。家住盧溝橋西頭的鄭福來老人頭頂遮陽帽,緩緩從家里走出來。作為盧溝橋抗戰史的義務講解員,到現在鄭福來已經堅持了66年。
“我七歲那年想上私塾,家里給我買了一個書包,黃色的,上面繡倆黑字就是‘書包’。那時候非常高興。”鄭福來講述起80年前的過往,任何細節都不放過。
盧溝橋售票員、景區里的小販、附近的攝影愛好者都知道他,“我們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有人義務講解這段歷史。讓天南海北的游客,新一代的年輕人回顧歷史、緬懷歷史,很難得!”附近的鄰居對記者說。
一生未離盧溝橋
1931年生于盧溝橋畔,1937年親歷“七七事變”,1950年土改成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支部書記,1952年當選為盧溝橋鎮第一任鎮長……鄭福來從出生開始,就沒離開這個地區,大部分時間在這里工作。
“7月7日那天天還沒亮,槍炮聲就響了,過后才知道,第一炮就把縣政府大廳打塌了,炸死兩三個人。”鄭福來對中國網記者說。
原本準備去上學的鄭福來,生活節奏被炮彈打亂,幾天后,他帶著妹妹隨著母親,逃難去了保定。
保定很快被日本人占領,人生地不熟的一家人最終決定回家,“逃難的時候我母親說你攥住了,如果你要撒了手,丟了就再也找不著我了,”鄭福來回憶說,他牢牢抓著母親的后衣襟,手指頭把衣布都抓透了。
“逃難歸來的途中,鐵路兩旁堆滿了尸體,橫躺豎臥著,有被捅死的,有被搶打死的。”據鄭福來回憶,他的姨家挨著鐵路邊上,上她們家得爬坡,這一趟將近走了90多里地。
到達目的地時,鄭福來兩腿痛得已經不聽使喚,腳后跟被磨破,血沾到襪子上,襪子上的血又沾到鞋幫上,根本脫不下來。
再回故里,鄭福來發現早已物是人非,到親戚家逃難的父親和奶奶沒見著,岱王廟旁飄揚的紅綢子沒見著,取而代之的是站崗的日本人。
“亡國奴沒尊嚴,受盡敵人的擺布,”鄭福來說,“我是盧溝橋人,不忘過去咱們中國受欺辱的歷史,中國人應該要有根,要做有根有魂的中國人。”
曾經的文藝青年到義務講解員
從1951年鄭福來接待美國友好人士、著名記者作愛潑斯坦開始,鄭福來就與義務講解盧溝橋事變的歷史,結下不解之緣。
“我從來沒有阻止過他,夏天天熱,會讓他傍晚再去盧溝橋。”鄭福來的老伴李春生和中國網記者說。
李春生是河北保定人,1939年出生,比鄭福來小了八歲。“我們認識兩周就結婚了,按現在時髦的說法,算是閃婚吧,”李春生對記者說。
家里的電視機裝了兩個音響,這是鄭福來強烈堅持買的。“他喜歡唱歌,愛唱鄧麗君的歌,他還老說自己是當歌手的料,”李春生說。
“大橋七七遭劫難,亡國之苦倍凄慘……”平日里,鄭福來會自己做兩首打油詩,或者抄一些詩集。
“他的詩集我全看過,”鄭福來的妹妹鄭淑蘭說,“我56年才出生,比大哥小了整整25歲,過往的歷史都是他告訴我的。”
在鄭福來的家中,保存著一位中國臺灣中學教師的手寫來信。這位老師將對鄭福來的拜訪寫成了書,書名叫《老人與橋》,記錄鄭福來老人與盧溝橋的故事。
鄭福來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時間去做盧溝橋歷史的義務講解工作。至今,鄭福來已經接待過70多個國家的外賓和數以萬計的參觀者,去軍營、學校、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做過講解,但從不收錢。
曾經有一名游客,在鄭福來講解完后塞給他100元錢,鄭福來當場退回給了這名游客,“我是義務講解員,我從精神上認為這是一種責任,要自覺。”
中日青年都應正視歷史
日本文部科學省2017年3月24日發表教科書檢定結果,2018年開始使用的教科書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載沒有明確死難人數。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當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敦促日本政府本著對本國人民、對歷史、對鄰國負責任的態度,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國民,不要以錯誤的歷史觀誤導下一代。
中日友好人士山口直彥曾在2000年隨中日青年交流項目訪問中國的時候,去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之后他還去了沈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以及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看到紀念館里的陳列,我的心感到疼痛,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必須不能再發生,”山口直彥告訴中國網記者說,“我自己是學生時代參加了中日青年交流項目,從中學習到了很多,那是一次有意義的經歷。”
“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跟日本來的朋友一直講這個,日本的侵略罪行必須講,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必須說,我們是近鄰,中國有句老話,遠親不如近鄰,互通有無,”鄭福來說。
“歷史教育應該從年輕人開始,銘記先烈們的犧牲與奉獻,深化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與熱愛,將來才能成為祖國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趙淑梅對中國網記者說。
“感覺來到盧溝橋,聽到鄭福來老人講解這段的歷史,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來自河北的張源今年15歲,和父母一起到盧溝橋旅游。
“我有責任把這段歷史告訴晚輩。”鄭福來說。
(文字/王夢澤 趙曉雯 策劃/陳維松 黃富友 攝像/王夢澤 黃富友 趙超 吳疆 剪輯/黃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