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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120年的傾城之戀 滬港兩地電影交往的不了情

發布時間: 2017-06-26 17:32:29  |  來源: 東方網  |  作者: 解敏

1897年,一位英國商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在黃浦江邊的理查飯店實現了中國內地第一次有歷史記錄的電影放映,也由此開啟了滬港兩地電影交往的篇章。三十年代,羅明佑利用滬港兩地的資金在上海建立了聯華影業公司;四十年代大批的滬港兩地電影人來往,兩地真正開始電影合拍;五六十年代兩地合拍了很多戲曲片,直到八九十年代兩地合拍、合作交流進入到高潮。

在香港回歸2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兩地電影人的合作又進入了全新的階段。日前,在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特別舉辦的滬港電影合作交流論壇上,兩地電影人相聚一堂,回顧雙城之間因電影而相知相交的一段“不了情”。

初戀:因交往產生信任 跟上海人合作很靠譜

香港導演許鞍華的創作生涯中,曾拍攝過許多與上海有關的影片,《上海假期》《半生緣》《姨媽的后現代生活》……許鞍華說,早在她成長的60年代,香港本地人對移民過來的上海人的品位和生活的細節就非常尊重。當時的太太們要去理發,會指定要找上海來的理發師,做旗袍也一定找上海師傅。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其實也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香港導演許鞍華

上海電影集團總裁任仲倫將上海、香港兩地相交的原因歸納為“基因相似”。上海和香港這兩座城市人文、商業的基因相似,又都是開放、繁榮的國際性大都市。電影藝術家們對社會、人文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兩個城市之間契約精神也是對應的,兩地影人通過交往而產生信任,以信任為基礎才能搭建最大的合作平臺。

  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總裁任仲倫

娶了一位上海太太的香港導演黃百鳴則稱自己為“上海女婿”。早在香港回歸之前,上海是中國內地第一個實行電影發行分帳的城市。打破了電影版權所有者賣斷發行權的舊規,按影片的票房收入分成,制片方、發行機構和放映單位利益共享,風險共擔。1994年黃百鳴帶著他的電影《我要活下去》和影片男主角周華健一起到上海的放映機構東方院線的電影院登臺做宣傳,觀眾看到他們都覺得特別新奇,當時的場面依然歷歷在目。1997年香港回歸后一直到近期的《葉問》三部曲,他有太多太多的電影都與上海有關。黃百鳴說,跟上海人合作很靠譜。在上海拍電影,人才好找,搭景方便,而且上海對電影界非常支持,“在這里拍戲,感覺很舒服,在像在家里拍戲一樣”。

  熱戀:合拍片政策助攻帶來兩地電影的春天

2003年,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政策落地。這一協議促成了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企業踴躍進入內地,上海也成為香港電影人首選的風水寶地。2003年也是任仲倫執掌上影集團的元年,當時的上影正面臨著“內憂外患”,沉重的歷史包袱,令當時的整個上影集團負債率高達70%。同時,文化市場也正面臨“韓流”入侵,對國內影視創作帶來巨大沖擊。上影在2004年初提出“開放逼改革,合作促發展”,一方面開啟轉企改制進程,另一方面的電影制作環節尋求各種新的可能。與上影合作的最早、最多的還是香港的電影人們。上影集團與香港導演王家衛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迄今合拍了《天下無雙》《地下鐵》《藍莓之夜》《2046》《一代宗師》等5部影片。與香港寰亞等電影公司合作投資了《赤壁》《風聲》等影片,在減少獨資風險的同時,保證自己的投資有良好的口碑與經濟效益。

任仲倫說,香港電影人進入內地以后,對大陸電影產業化、商業化起了很大推動作用。最初內地電影創作市場,并不像今天那么開放,但是香港已經在開放的傳統當中運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有一批具有世界視野的,受過國際電影專業訓練的人集聚在香港。當他們轉戰到內地尤其上海以后,補充了內地對電影制作體系的理解和支持,彌補了當時內地電影重人文,忽視商業模式、市場價值的狀況。如果沒有這樣的帶動,可能今天內地電影產業也不會有如此突飛猛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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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王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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