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資源配置之中國面臨的挑戰

2010年，中國的名義GDP達到58786億美元，超過了日本的54742億美元，進入世界各國和地區的第二位；2014年，中國的名義GDP總量達到636463億元，按當期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折算，越過10萬億美元大關。但要保障經濟增長率在中高位區間的可持續發展，中國還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

第一，人均自然資源匱乏。

第二，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降低。2015年前7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2244.47億美元，同比增長率為-7.2%。這既反映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所引致的全球經濟疲軟從而各國和地區需求增長乏力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反映了全球貿易和服務競爭加劇從而國際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給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帶來的新挑戰。

第三，國際投資嚴重不足。1995-2014的20年間，中國外匯儲備資產快速增加。但近年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額在減少，而且資產增長率大致從在2位數區間運行降到2014年的0.56%，它標志著中國將告別外匯儲備資產快速增長的歷史。

外匯儲備資產的增加，在外匯來源角度看，既是貨物貿易順差增加和引進外資增加的結果，又是中國境內企業在海外發行股票、債券和其他金融產品的結果，它反映了中國貨物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高、國內投資環境改善和中國企業股權國際化程度提高等。但從外匯資產的使用角度看，則反映了中國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并沒有隨著外匯資產流入的增加而相應地提高。

一個需要特別引起關注的現象是，2004-2013的10年間，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處于快速增加進程中，數額從2764億美元增加到了19960億美元，增長了6.22倍；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額僅從527億美元增加到了6605億美元，遠小于國際投資凈頭寸的增加量。海外直接投資是一國或地區在全球配置經濟資源能力高低的一個主要指標，中國在這方面的進展緩慢，與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發揮國際作用的地位是很不對稱的。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巨額外匯儲備資產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方式，交付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增強了它們的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與此對比，中國只獲得了一個名義上的“外匯儲備資產”數額，缺乏最基本的經濟實惠。

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5年過去了。就名義GDP而言，2014年日本不足5萬億美元，僅為中國的一半不到。但就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而言，中國與日本相比還有不小差距。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各項投資已達7487880億日元，如果按照120日元兌1美元計算，則日本的海外投資數額達到62399億美元，遠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數額。另一方面，日本的對外投資有著快速增長的勢頭。2003年日本的海外投資數額僅為3129300億日元，但到2015年3月就新增了4358580億日元，增長了近1.4倍。在這些類型的海外投資中，增長最快的是“直接投資”。這反映了在這段時間內，日本全球經濟資源配置能力的提高。與在全球其他地區的直接投資相比，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更多集中于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借助于投資項目多、數額大和投資歷史長等優勢，日本成為中國在亞洲展開海外直接投資的一個強大競爭對手。

中國雖然是最大的外匯儲備國和債權國，但海外投資數額與美國、日本相比有著很大的差距，如果這種狀況在發展中難以充分調整，則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和作用將受到嚴重挑戰。

第四，破解特里芬難題缺乏有效機制。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1960年在《黃金與美元危機--自由兌換的未來》一書中提出，在美元成為國際主要結算與儲備貨幣的條件下，美國經濟將處于兩難選擇之中，即美元要作為主要的國際貨幣流出美國，美國就必然出現長期貿易逆差，但長期貿易逆差必然引致美元貶值，而長期貶值的貨幣是不適宜作為國際貨幣的。換句話說，國際貨幣的幣值穩定在客觀上要求國際貨幣發行國處于長期貿易順差，但長期貿易順差則意味著該國貨幣難以流入國際市場，不可能成為主要的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這兩個內在機理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形成了悖論。在貿易項破解不了特里芬難題的背景下，一些人試圖通過資本項來破解這一難題。

在已有的國際收支表范圍內和已有的國際經濟活動范疇內，要破解特里芬難題是幾乎不可能的。那么，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特里芬難題挑戰有沒有破解之道？“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在破解這些難題方面有著超出已有理論和實踐的積極效應。